东林党是晚明时期以江南士大夫为核心的一个政治党派，其发迹于顾宪成于东林书院讲学，其也因此得名。

在最初的时候，东林党只是一小撮政争失败的人聚集在一起讲学议政，但由于这些人在士林中声望比较高，而且喜欢“讲习之余，往往讽议朝政，裁量人物”因此造成的影响很大。

东林党成立时，正是万历往天下派矿监最疯狂的时候，而东林党打的口号之一就是“撤除矿监，归政于六部。”

明朝的商税就是一个笑话，不仅税率极低，而且偷税漏税严重，就连官员，也以不与民争利的口号，不征收商税，甚至放任不管。

朱由校在后世时看到过这一则实例，说是江南某地的知县，直接丢了个钱箱子在大街上，然后敲锣打鼓的说，收商税这事大家全凭自愿，自己往里面投钱，结果可想而知，最后只收到了十三两银子。

在大明，小民只能去种田，或者做苦力以及一些卖菜买吃食的小生意，大生意全都被士绅官僚所垄断，他们有着官身特权，是文官阶层背后隐藏的东西，属于同一阶级，如此情况下，那些文官们会管商税才怪。

如此情况下，更不要说矿税了，基本没人交。全都是明目张胆的开采，除了打点和分润外，全部都入了地方士绅自己的腰包。

整个大明，一年下来，全国的商税征收不过才五十万两，而且这还是执政强势的张居正时代，等张居正一死，商税立马缩水，最近基本上没有了。

三大征之后，国库没钱，无奈之下，万历之后派出矿监收税，不仅收矿税，还收盐税、茶税等一系列的商税。然而能在地方开矿经商的都是什么人？大地主和士绅官僚，他们能乐意才怪，于是士绅官僚们采取了一些列的抵制对抗措施。这样的措施在明朝士子的笔记中屡见不鲜，他们将这种对抗称之为正义的，将皇帝派太监收税称之为邪恶，是昏君。

国家派人收取商税矿税不是理所当然的事情？抗税的人就是违法，理应抓起来判刑。然而当时的士林却认为不是这样，收商税就是与民争利，皇帝不能收商税，收了就是混蛋，是昏君。

这在后世人看来极为可笑的念头，在当时却是奉为正统，视之为理所当然，基于这种论调之下，他们疯狂的抵御皇帝排下去的矿监，制造出了各种事端，死了很多人。

当然，这并不是为了太监洗地。万历派下去的矿监确实有很多都罪大恶极，为了中饱私囊，肆意使用权利，搜刮财富。然而这并不是抵制商税的理由。错的是执行者，而不是这项制度。

然而，在读书人的鼓吹下，舆论却恰恰与此相反。是这些士子大儒们真的不明白么？并不是，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因为这其中的利益。

没有商税经商赚到的钱就都是自己的，那这样凭什么还要分一份给皇帝？

这个道理很简单，读书人们都懂，但他们就是装糊涂，将收商税和与民争利联系起来，一旦皇帝有这个意图，立即举起这面旗帜来阻止。

在这样的情况下，东林党的口号一提出来，立即吸引到了很多人。而且，创办东林党的顾宪成还是个极其聪明的人，以布衣之身而操控天下。身为聪明人，他自然明白舆论的力量。

有皇帝收商税就是与民争利的这个成功的例子在，他也利用自己的聪明才智，将舆论玩出了花来。

凡是加入东林党的都是正值人士，加入的全是贤臣，不加入的都是奸臣。是贤臣自然会加入东林党，是奸臣就不会加入。

如此双管其下，在这样的理念和宣传之下，一大批的在野官员，东南城市势力，地方大族纷纷聚拢到东林的旗帜之下，壮大东林党。

万历将东林党看的非常透彻，所以他在的时候一直压着东林党，默许三党联合对抗东林，最后将其清除出朝政。

只可惜，随着万历身死，朱常洛上台，东林党捞取了最大的政治成果，瞬间死灰复燃，进入朝政。然后又借着光宗死亡，天启小皇帝登基后不明事理，赶走方从哲，成为执政党。

原来的天启皇帝虽然不聪明，但还有自知之明，知道自己不是文官的对手，知道放出太监去对抗。但是后来的崇祯简直就是热血愣头青，被东林党一众人忽悠一下就找不到北，除掉魏忠贤后没有安排好人接位。

对朝政一点也不懂，没钱了就知道加田税，加田税，甚至为了省钱还将驿站给裁撤了，简直脑残。这货被人忽悠的，压根就不知道还有商税这一件事。